（三）显失公平双重要件说的合理性论证 虽然学说上对于显失公平的构成存在单一要件说与双重要件说的分歧，但比较而言，双重要件说更为合理。
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老年人权监益的，监护监督人有权要求有关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下文仅举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成年监护制度改革的情况加以说明。
而在第26条实施之后，对于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可以直接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2条的规定，由监护人承担监护责任。[11]参见前引[3]，渠涛书，第47页。法律政策最终权社不仅要与年人需要相适应，而且要在人道主义方面和发展方面，实现老年人自老立、参与、照料、自我实现、尊严，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第二，监护制度中的监护方式欠缺。[17]杨立新主编:《民法总则重大一般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69页。
近代成年监护制度的侧重点是维护交易安全，忽视社会对残障者利益的保护，不利于成年特别是老年身心障碍者融人社会，偏离国际人权保障的发展要求。监护协议应当以书面形式为之，且须由本人和意定监护人共同签署。(62) 其次是行政内部程序。
(30)参见罗豪才：现代行政法制的发展趋势，《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在该文中，作者所指的Policymaklng就包括两类：一类是行政机关对制定法的解释。(49) 因此，在现代法治国家，行政法不仅应当关注行政决定作出的具体过程，也应关注影响行政决定作出的结构性因素。(14)②对一个学科性质的根本性认识。
①在国家职能由秩序维护向生存照顾转变，行政类型由秩序行政，向福利行政、给付行政、服务行政等转变的背景下，行政过程已不再仅仅是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行政权和公民权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演变为一个由立法机关、多元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公众、媒体等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竞争与合作格局。(37)④在公共治理的背景下，非政府组织、私方当事人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治理功能，多中心的复合治理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和常态。
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代表性理论之平衡论，经过众多学者的辛勤培育和浇灌，已经从二十多年前的一颗幼芽，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28)参见前注④，罗豪才文，第7页。本文没有足够的篇幅和能力来对上述问题做出系统回应。如通过对行政法概念的重新界定，对行政法律关系的重新梳理，对行政法制度的创新安排，重构了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
(24)这种体系最为集中的成果，体现于罗豪才、湛中乐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1996年版。⑨在可以查阅的文献中，应松年、方彦、朱维究合著的《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后文简称应文)一文最早明确提出行政法理论基础这一概念并将为人民服务作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传统行政程序研究，主要关注外部行政程序，强调以听取意见、说明理由等来建构中国的行政程序制度。行政法不能限缩于法院为权利保护之观点，而应该扩大领域及于法官控制所不能及之领域。
甘文：《行政与法律的一般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这必然导致其主要关注权力(权利)行使的合法性问题，而无暇顾及行政本身的合目的性、科学理性问题。
在这一学术争鸣过程中，平衡理论运用理想类型、统筹兼顾、结构调整、利益衡量等方法(20)，不仅确立了行政权与公民权应当平衡这一规范命题，而且论证了行政权与公民权如何平衡这一实证命题。一、行政法理论基础论题的提出与平衡论的脱颖而出 (一)行政法理论基础论题的提出 行政法理论基础论题首先由谁提出，现在难以考证。
(46)在以正确性或最佳性为价值导向的行政制度构造中，行政程序的制度设计，应当更多地运用成本收益分析、专家咨询、同行评审等政策工具。行政过程可以分为制定行政决策和做出行政决定两部分。即便承认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是行政法的核心，也不等于只有一种理论模式。(16)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26)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了最基本的行政法关系。以行政任务为导向，以组织、程序为中心并注重有效率的治理结果，将是现代行政变迁的一个方向。
实际上，一些支持公共选择理论的学者认为，多数政府机构能够反映私方当事人的观点，通过这些机构实现监督与控制，与通过私方当事人进行监督或控制，几乎没有差别。进入专题： 平衡理论 行政法 。
(59)当然，以科学理性为导向的程序建构，并不否定司法审查在决策规制方面的制度能力。在现代复杂的行政过程中，尤其是在给付行政中，这一理论假定难以成立。
而且，在平衡派内部，由于不同平衡论者各自的知识结构、研究偏好、学术背景等方面的不同，必然会导致理论的多元性(25)。(22)平衡论的主要著作，参见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⑩参见杨海坤：论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中国的行政官员对于人员分工、请示汇报、讨论拍板、公文签发之类的内部办事程序比较认同，这构成中国行政程序建设的一种本土资源。如果我们不将这样的宏观过程置于视野的话，就不能将行政法现象作为整体来把握，也不能正确认识个别的行为形式的法效果。中国行政法理论的体系化之所以尚未完成，很大一部分原因仍在于我们对于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研究还不够深入。
平衡论，也并非全然无法经受这些挑战。(38)行政是一项以多个不同主体之间(例如，行政机关、私人公司、贷方、保险公司、顾客、非营利组织、第三方强制执行者和专业协会)相互作用为特征的事业。
(23)如沈岿认为，平衡论之所以能够成为行政法学整体思维发展得最为成熟的一个理论学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两个因素：一是罗素才教授持之以恒地将‘平衡论作为一项重要的理论建设事业来对待。(51)现代行政法必须确保行政机关借助经济学、公共管理学、行政学、政治学等知识所选择的决策方案是最优的。
(35) 原则上，我们并不否认行政权和公民权之间的关系在行政法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而在行政决策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活动方式出现之后，行政法治的功能就主要不在于个体权利的维护。
而传统上以行政决定为中心构建的行政法学体系，着眼于将各种各样的行为形式切割开来论述其法性质，即所谓局部性考察。(53) 传统上以行政决定为主要规范对象，以私权保障为主要功能期待，以回避和听取意见等对抗程序为主要制度构造的传统行政法治，基本属于主观行政法的范畴。(19)相关梳理，参见前注①，沈岿文。(18)其他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叶必丰教授认为，我们之所以要研究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为了揭示决定行政法本质特点或内在规律，从而为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法现象的解释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
社会的复杂性包含三个层面：由主观旨意的不确定性导致的社会复杂性。忽视宪法结构而只关注微观领域行政决定的合法性，难以实现真正的行政法治。
然而，①正如沈岿所提出的，它似乎更多地诉诸通过程序的平衡，也就是说，只要行政法在制度层面上为行政法各主体提供了一个平等博弈的平台和程序，就可以得到平衡的结果。新行政法也因此成为新世纪以来我国行政法学界的一个流行词汇。
行政已经不再是对立法指令的简单的执行过程，而是一个基于目标而展开的管理过程。③在现代行政活动中，不仅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大量行为难以归入到传统行政处理的范畴，而且会有大量非行政组织介入，如各种私经济组织、非政府组织，他们的行为及其法效力如何获得理解，在平衡论者构建的行政权—公民权关系结构中难以获得完整的理解。
